恶魔之浴

《恶魔之浴》故事发生在1750年的奥地利上奥地利地区,一个被阴郁森林环绕的池塘边,一个被吊死女人尸体被展示出来,作为警告和警示。新婚女子艾格尼丝对这个死去的女人充满同情,但也对她丈夫沃尔夫所生活的这个冷酷世界充满渴望。这个世界充满了工作、琐事和期待,让艾格尼丝愈发感到内心的压抑。她逐渐将自己封闭起来,内心的囚笼变得越来越沉重,她的忧郁情绪也越来越强烈。在绝望之中,艾格尼丝似乎找到了解脱的方法——一[展开剧情]

上映:
2024-02-20
片长:
121分钟
别名:
更新:
2024-07-18 13:38:06,最后更新于11小时前
片源状态:
正片
评分:
6.3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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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牛1

演员表

玛利亚·霍夫斯塔尔
职业:演员

玛利亚·霍夫斯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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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评

《恶魔之浴》的宗教史背景!

以下是我对电影《恶魔之浴》的影评:《恶魔之浴》是一部惊悚、恐怖、历史题材的电影。电影背景设定在1750年的上奥地利,一幅阴郁的森林吞噬了阳光,一座小山头上的缢死女尸成为了电影的开端。女主角艾格尼丝,一个深具宗教情感且极度敏感的女子,对这个死者既抱有怜悯,又怀有对丈夫沃尔夫所处世界的陌生感和渴望。这是一个充满工作、琐事和期待的情感冷漠世界。艾格尼丝逐渐陷入自我封闭,内心的囚笼愈发压抑,忧郁情绪愈发沉重。似乎,她唯一的出路似乎只在于一次震撼的暴力行动。电影的剧情发展紧凑,悬念重重,恐怖元素和情感元素交织,让人不禁为艾格尼丝的命运揪心。角色的心理描绘深入,每个动作、每个表情都揭示了角色的内心世界。音效、视觉效果也十分出色,为电影增添了更多的紧张感和神秘感。总的来说,《恶魔之浴》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,它不仅带给我们惊悚、恐怖的体验,更让我们思考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无奈。我给它打出8.5分的高分。

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

作者:卡特林·特拉特纳(Kathrin Trattner),德国不来梅大学宗教学与宗教教育研究所暨媒介、传播与信息研究中心科研助理(博士后),主要研究领域为宗教、文化与媒介(特别是游戏与电影)。

原文刊载于奥地利《标准报》(Der Standard)“宗教学博客”专栏,链接为https://www.derstandard.de/story/3000000214413/die-religionsgeschichtlichen-hintergruende-von-des-teufels-bad

原文作者与译者对本片的评价互无相关性。翻译未经原文版权方授权且疏漏颇多,谢绝直接引用。

18世纪中叶的上奥地利地区(Oberösterreich),一位手捧婴儿的妇女站立在瀑布边缘,亲吻、抚摸着小生命。只要观看过维罗妮卡·弗兰茨和赛佛林·费奥拉新作《恶魔之浴》的预告片,任何人都能猜到之后会发生什么。本片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讲述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现象:在启蒙运动初期,特别自1650年起,德语区频繁发生被18世纪法学家称为“间接自杀”(mittelbarer Selbstmord)的案件,即谋杀的目的在于使自己被处决,从而逃脱直接自杀所带来的永世诅咒(ewiger Verdammnis)。在 400 多起有档案留存的案件中,相当数量涉及女性,而且受害者往往是孩童。

来自历史的惊悚

维罗妮卡·弗兰茨和赛佛林·费奥拉的第三部长片再次突显了母亲身份/母性(Mutterschaft),而这一主题在二人的恐怖片首作《晚安妈咪》中已发挥了主导作用。《恶魔之浴》的灵感源自一期播客节目,后历经十年的不断发展。本片于今年二月的柏林电影节荣膺银熊奖,近期又在奥地利对角线电影节(Die Diagonale – Festival des österreichischen Films)上收获颇丰。本片值得一看的原因不仅在于马丁·恰吉令人印象深刻的摄影技术以及安雅·普拉施格、玛利亚·霍夫斯塔尔和达维德·沙伊德的精彩表演,更在于其中对宗教史与法制史学术研究的密切关注。

本片的核心人物是新婚妻子、年轻的Agnes(安雅·普拉施格饰)。她在新婚丈夫Wolf(达维德·沙伊德饰)的生活圈子里备受冷落。那是一个没有温情的世界。在强势婆婆(玛利亚·霍夫斯塔尔饰)的注视下,Agnes日复一日地辛勤工作。而她作为年轻女性的敏感和虔诚却无法得到理解。Agnes逐渐脱离现实,陷入一种恶性循环。最后她发现无路可走,只能面对与那位被处决者相同的结局,成为山坡上陈列着的另一座戒碑。

“代理自杀”(Suicide by proxy):间接自杀现象

历史学者凯茜·斯图尔特(Kathy Stuart)的研究在《恶魔之浴》的历史考据部分发挥了核心作用。她于2023年出版的著作《近代早期日耳曼的代理自杀:犯罪、罪过与救赎》(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: Crime, sin and salvation)[1] 谈及了上奥地利的埃娃·利兹费尔纳(Ewa Lizlfellner)案,而《恶魔之浴》在很大程度上改编自该事件。根据上奥地利州档案馆的法庭文件,1761年11月,上奥地利地区年轻女农民埃娃·利兹费尔纳将一名两岁的男童扔进了特劳恩河(Traun)的湍流里。随后,她供认了自己的重罪,并要求被处决。该档案还显示,利兹费尔纳几个月以来多次向家人表示,自己不愿继续活下去。[2]

这些现象在18世纪也被称为“因厌倦生命而谋杀”(Mord aus Lebens-Überdruss)。[3] 斯图尔特则使用“代理自杀”这一概念,以强调该重罪的交易属性。[4] 这些谋杀的实施都基于特定意图,即“赚取”(杀人者)自身的死亡。斯图尔特认为,孩童是最常见的受害者,因为(人们)相信,尚无罪过的孩童在往生后必能得到救赎。与直觉相悖的是,谋杀无过错孩童并因此被处决在罪过上比自杀更轻。自教皇奥古斯丁(Kirchenvater Augustinus)将自杀与《圣经》第五诫“你不可谋杀”建立直接关联起,自杀就被天主教教义视为大罪(Todsünde)。

利兹费尔纳行为背后的逻辑在于忏悔的可能性。正如斯图加特的解释:“无论所犯之罪多么令人发指,忏悔都会带来赦免。这种处决仪式的宗教框架意味着可怜的罪过之人的死是一种善终(a good death),甚至是基督教末世论中的受祝福之死(a blessed death)。” [5] 自杀将招致永世诅咒,因为犯下此种大罪者已无法忏悔。“间接自杀”则提供了获得救赎的可能性。

一种天主教的(女性的)现象?

斯图亚特在书中分析的案件并不限于天主教地区。在新教地区,这类出于自杀意图的孩童谋杀案件甚至出现得更早,且留有更多的档案记录。[6] 值得注意的是,所有这些案件都是在猎巫(Hexenverfolgung)接近尾声或结束后才逐渐出现的。斯图尔特认为:“当法院不再被猎巫工作占据后,这些基督徒新实施的仪式谋杀案才重新出现在案卷中。猎巫的叙事为自杀式孩童杀手提供了文化模板。” [7] 尽管此时欧洲的猎巫已基本结束,但其历史与自杀式孩童杀手的历史密不可分。

一方面,杀婴往往被归咎于女巫以及其他被教会宣布为敌视基督教的人群,比如犹太人。另一方面,正如斯图尔特所解释的那样,在欧洲猎巫的过程中也可以发现间接自杀现象。直到17世纪末,自我供认女巫身份仍是女性自行招致处决的一种方式。然而,根据斯图亚特的说法,这些非暴力的间接自杀在17世纪晚期渐趋被出于自杀意图的杀婴行为所取代,这主要是因为法院往往不再采信没有证据的自我供认。[8] 而一名被谋杀的孩童则无论如何都是可招致处决的确凿证据。

尽管处于自杀意图的杀婴行为并非纯粹的女性现象,但受其影响的女性却不成比例(得高)。档案记录显示,受害的孩童也主要是女童。斯图尔特指出,从16世纪中叶开始,女性尤其受到“来自威权一方的严格社会规训” [9] 。因此,在历史学研究中很少受到关注的“代理自杀”现象,是宗教教义、对抑郁情绪强烈的文化敌意 [10] 和普通人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利用刑事司法(等因素)以极其复杂的方式相结合(后的产物)。[11]

恶魔在细节中

《恶魔之浴》的历史考据工作并不局限于分析那些“代理自杀”的案例。正是对历史细节非比寻常的热爱,才使得本片如此特别,同时又如此压抑。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,如做饭时的祈祷主祷文作为时间刻度,也是营造黑暗历史时期氛围感的重要基石。在《恶魔之浴》中,弗兰茨和费奥拉不仅讲述了一个在历史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现象,还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切入角度。通过这种方式,她们让“农民阶级中的女性 – 在那个时代中不被看见和听见的人 – 发出了自己的声音”。[12]

[1] Kathy Stuart,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: Crime, sin and salvation. World histories of crime, culture and violence (Cham: Palgrave Macmillan, 2023).

[2] Stuart,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, 74.

[3] Jürgen Martschukat, "Ein Freitod durch die Hand des Henkers: Erörterungen zur Komplementarität von Diskursen und Praktiken am Beispiel von "Mord aus Lebens-Überdruß" und Todesstrafe im 18. Jahrhundert."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7, Nr. 1 (2000): 53–74.

[4] Stuart,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, 8.

[5] Ebd., 18 f.

[6] Kathy Stuart, "Suicide by Proxy: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Executions in Eighteenth-Century Germany."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1, Nr. 3 (2008): 413–445, 421.

[7] Stuart,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, 33.

[8] Ebd., 37.

[9] Presseheft Des Teufels Bad, https://filminstitut.at/wp-content/uploads/2020/07/DTB_DesTeufelsBad_Presseheft_240125.pdf

[10] Lyndal Roper, Witch Craze: Terror and Fantasy in Baroque Germany (Cumberland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2004), 93.

[11] Stuart, "Suicide by Proxy", 445.

[12] Berlinale, "Des Teufels Bad", https://www.berlinale.de/de/2024/programm/202406824.html

作者:卡特林·特拉特纳(Kathrin Trattner),德国不来梅大学宗教学与宗教教育研究所暨媒介、传播与信息研究中心科研助理(博士后),主要研究领域为宗教、文化与媒介(特别是游戏与电影)。

原文刊载于奥地利《标准报》(Der Standard)“宗教学博客”专栏,链接为https://www.derstandard.de/story/3000000214413/die-religionsgeschichtlichen-hintergruende-von-des-teufels-bad

原文作者与译者对本片的评价互无相关性。翻译未经原文版权方授权且疏漏颇多,谢绝直接引用。

18世纪中叶的上奥地利地区(Oberösterreich),一位手捧婴儿的妇女站立在瀑布边缘,亲吻、抚摸着小生命。只要观看过维罗妮卡·弗兰茨和赛佛林·费奥拉新作《恶魔之浴》的预告片,任何人都能猜到之后会发生什么。本片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讲述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现象:在启蒙运动初期,特别自1650年起,德语区频繁发生被18世纪法学家称为“间接自杀”(mittelbarer Selbstmord)的案件,即谋杀的目的在于使自己被处决,从而逃脱直接自杀所带来的永世诅咒(ewiger Verdammnis)。在 400 多起有档案留存的案件中,相当数量涉及女性,而且受害者往往是孩童。

来自历史的惊悚

维罗妮卡·弗兰茨和赛佛林·费奥拉的第三部长片再次突显了母亲身份/母性(Mutterschaft),而这一主题在二人的恐怖片首作《晚安妈咪》中已发挥了主导作用。《恶魔之浴》的灵感源自一期播客节目,后历经十年的不断发展。本片于今年二月的柏林电影节荣膺银熊奖,近期又在奥地利对角线电影节(Die Diagonale – Festival des österreichischen Films)上收获颇丰。本片值得一看的原因不仅在于马丁·恰吉令人印象深刻的摄影技术以及安雅·普拉施格、玛利亚·霍夫斯塔尔和达维德·沙伊德的精彩表演,更在于其中对宗教史与法制史学术研究的密切关注。

本片的核心人物是新婚妻子、年轻的Agnes(安雅·普拉施格饰)。她在新婚丈夫Wolf(达维德·沙伊德饰)的生活圈子里备受冷落。那是一个没有温情的世界。在强势婆婆(玛利亚·霍夫斯塔尔饰)的注视下,Agnes日复一日地辛勤工作。而她作为年轻女性的敏感和虔诚却无法得到理解。Agnes逐渐脱离现实,陷入一种恶性循环。最后她发现无路可走,只能面对与那位被处决者相同的结局,成为山坡上陈列着的另一座戒碑。

“代理自杀”(Suicide by proxy):间接自杀现象

历史学者凯茜·斯图尔特(Kathy Stuart)的研究在《恶魔之浴》的历史考据部分发挥了核心作用。她于2023年出版的著作《近代早期日耳曼的代理自杀:犯罪、罪过与救赎》(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: Crime, sin and salvation)[1] 谈及了上奥地利的埃娃·利兹费尔纳(Ewa Lizlfellner)案,而《恶魔之浴》在很大程度上改编自该事件。根据上奥地利州档案馆的法庭文件,1761年11月,上奥地利地区年轻女农民埃娃·利兹费尔纳将一名两岁的男童扔进了特劳恩河(Traun)的湍流里。随后,她供认了自己的重罪,并要求被处决。该档案还显示,利兹费尔纳几个月以来多次向家人表示,自己不愿继续活下去。[2]

这些现象在18世纪也被称为“因厌倦生命而谋杀”(Mord aus Lebens-Überdruss)。[3] 斯图尔特则使用“代理自杀”这一概念,以强调该重罪的交易属性。[4] 这些谋杀的实施都基于特定意图,即“赚取”(杀人者)自身的死亡。斯图尔特认为,孩童是最常见的受害者,因为(人们)相信,尚无罪过的孩童在往生后必能得到救赎。与直觉相悖的是,谋杀无过错孩童并因此被处决在罪过上比自杀更轻。自教皇奥古斯丁(Kirchenvater Augustinus)将自杀与《圣经》第五诫“你不可谋杀”建立直接关联起,自杀就被天主教教义视为大罪(Todsünde)。

利兹费尔纳行为背后的逻辑在于忏悔的可能性。正如斯图加特的解释:“无论所犯之罪多么令人发指,忏悔都会带来赦免。这种处决仪式的宗教框架意味着可怜的罪过之人的死是一种善终(a good death),甚至是基督教末世论中的受祝福之死(a blessed death)。” [5] 自杀将招致永世诅咒,因为犯下此种大罪者已无法忏悔。“间接自杀”则提供了获得救赎的可能性。

一种天主教的(女性的)现象?

斯图亚特在书中分析的案件并不限于天主教地区。在新教地区,这类出于自杀意图的孩童谋杀案件甚至出现得更早,且留有更多的档案记录。[6] 值得注意的是,所有这些案件都是在猎巫(Hexenverfolgung)接近尾声或结束后才逐渐出现的。斯图尔特认为:“当法院不再被猎巫工作占据后,这些基督徒新实施的仪式谋杀案才重新出现在案卷中。猎巫的叙事为自杀式孩童杀手提供了文化模板。” [7] 尽管此时欧洲的猎巫已基本结束,但其历史与自杀式孩童杀手的历史密不可分。

一方面,杀婴往往被归咎于女巫以及其他被教会宣布为敌视基督教的人群,比如犹太人。另一方面,正如斯图尔特所解释的那样,在欧洲猎巫的过程中也可以发现间接自杀现象。直到17世纪末,自我供认女巫身份仍是女性自行招致处决的一种方式。然而,根据斯图亚特的说法,这些非暴力的间接自杀在17世纪晚期渐趋被出于自杀意图的杀婴行为所取代,这主要是因为法院往往不再采信没有证据的自我供认。[8] 而一名被谋杀的孩童则无论如何都是可招致处决的确凿证据。

尽管处于自杀意图的杀婴行为并非纯粹的女性现象,但受其影响的女性却不成比例(得高)。档案记录显示,受害的孩童也主要是女童。斯图尔特指出,从16世纪中叶开始,女性尤其受到“来自威权一方的严格社会规训” [9] 。因此,在历史学研究中很少受到关注的“代理自杀”现象,是宗教教义、对抑郁情绪强烈的文化敌意 [10] 和普通人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利用刑事司法(等因素)以极其复杂的方式相结合(后的产物)。[11]

恶魔在细节中

《恶魔之浴》的历史考据工作并不局限于分析那些“代理自杀”的案例。正是对历史细节非比寻常的热爱,才使得本片如此特别,同时又如此压抑。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,如做饭时的祈祷主祷文作为时间刻度,也是营造黑暗历史时期氛围感的重要基石。在《恶魔之浴》中,弗兰茨和费奥拉不仅讲述了一个在历史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现象,还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切入角度。通过这种方式,她们让“农民阶级中的女性 – 在那个时代中不被看见和听见的人 – 发出了自己的声音”。[12]

[1] Kathy Stuart,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: Crime, sin and salvation. World histories of crime, culture and violence (Cham: Palgrave Macmillan, 2023).

[2] Stuart,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, 74.

[3] Jürgen Martschukat, "Ein Freitod durch die Hand des Henkers: Erörterungen zur Komplementarität von Diskursen und Praktiken am Beispiel von "Mord aus Lebens-Überdruß" und Todesstrafe im 18. Jahrhundert."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7, Nr. 1 (2000): 53–74.

[4] Stuart,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, 8.

[5] Ebd., 18 f.

[6] Kathy Stuart, "Suicide by Proxy: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Executions in Eighteenth-Century Germany."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1, Nr. 3 (2008): 413–445, 421.

[7] Stuart,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, 33.

[8] Ebd., 37.

[9] Presseheft Des Teufels Bad, https://filminstitut.at/wp-content/uploads/2020/07/DTB_DesTeufelsBad_Presseheft_240125.pdf

[10] Lyndal Roper, Witch Craze: Terror and Fantasy in Baroque Germany (Cumberland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2004), 93.

[11] Stuart, "Suicide by Proxy", 445.

[12] Berlinale, "Des Teufels Bad", https://www.berlinale.de/de/2024/programm/202406824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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